再劝天公重抖擞(转自交大bbs)

当今最为国认所诟病的领域，一是足球，二是教育。而且二者都属于人人都能看透症结所在，但却难以改进的类型。前者已经长期让球迷们心灰意冷，而后者则作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热点，始终是人们热衷的话题。这几天看报纸，本省的高考录取已经进行到到三本录取了。看到年复一年愈来愈众多的考生依旧在独木桥上厮杀，不由得为之感慨。当初读鲁迅《狂人日记》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救孩子”，现在看来孩子们在高考这条道上依然处境险恶，甚需拯救。与我们落后的教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视教育与文凭的国家。从古时的科举制度到如今的高考，中华民族始终把最多的热情倾注于教育领域。金榜题名作为与洞房花烛相提并论的人生四大喜之一，恐怕并不为世界上许多其他的民族所理解。诚然，虽有追求功名这个因素，但重视教育毕竟是一个民族精神层面重视文化的表现。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始终是重视教育的，在现实世界的秩序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化的手段，而且扮演着构筑社会层级并进行人才选拔及分配的的角色。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因素，相比暴力来说的确是进步了，但需要关注的是，教育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或者说其落后于时代发展所产生的与经济基础的不匹配，会从更深程度上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遗憾的是，在我们已经步入21世纪的今年，中国教育制度的缺陷却依然让现代社会的人感到汗颜，而这种制度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却依然安然无恙的存在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高考按地区分配名额，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便是诸多弊病中最具长期不利影响的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任何一个教育发达国家，都很难想象仅仅根据行政区划来确定招生名额。当中国的户籍制度被社会舆论一次次进行批评后，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进行了改革，这也让我们多少看到了希望。但奇怪的是，按行政区域分配招名额的制度，不仅没有任何松动，而且看上去似乎毫不动摇。而我们的舆论似乎也相对麻木了。人生而平等，但是前提是所比较的两个人拥有同一个地区的户后。当我们试图去改变户口的限制去实现人的平等时，横在我们面的一座大山，便是这种不合理的招生制度。当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户籍制度时，应当看到这种畸形的招生制度所造成的教育成本扭曲以及对社会更深层次上消极的长远影响，正在并且将持续造成社会成本的无谓损失及低效率。这种损失的后果是深远的，将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知识上的断层。很奇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华民族，一向是重视教育机会平等。谁都知道，只有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才能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利用，进而产生最优的社会效益。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是在皇权的直接支配下进行人才选拔，通过举国体制是现平等的人才评定。在层层的筛选过程中，一个特定区域的前几名才能有机会进入下一轮选拔。虽然其后的八股文的弊病很深，但是客观地说，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在制度上毕竟给了社会底层读书人平等的通过考试而是现抱负的机会。而民国期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仿照西方，国立、私立、教会三种类型的大学成鼎立之势，在招生上类似于如今的美国，各个学校单独进行选拔，这种体制也给了读书人很多公平的机会。可以说民国是诸多文化名人的涌现于这种机会的获得不无关系。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招生就业上都是按照指令分配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实现了高效率，而那时真正的全国统一招生的政策也较现在平均、平等、公平。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招生权利的下放，尤其是前几年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招生制度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在该的进程中，经济政治的强势省份利用既有的优势地位，急剧扩大了招生的名额。看上去我们各省上大学的人确实是比以前多了，但实际上各地方在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的情况改善的程度有着天壤之别。沿海发达地区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边疆地区利用优惠政策都取得了相应的利益，而中部诸多省份则在被瓜分完毕的利益中觅的些许残羹。看上去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帕雷托改进，实际上则是区域鸿沟的日渐加深和日益拉大的“教育基尼系数”。以往我们总是在批评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教改改过来改过去实质却还是升学考试的老路子。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也在事实上默认了应试教育的模式是当前唯一可行并且相对公平的筛选机制。但事实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也是不完善的应试教育。应试的目的本来是利用相对简单和统一的评判方式：高考，来实现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但是我们的考试机制却在本质上由于地域限制而产生了扭曲。很难想象美国的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会先看看学生是在那个州，然后根据特意给那个州制定的比率来进行录取。我们的现状是，每个地区的学生都由上重点大学的意愿，而重点大学却对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的录取比率。观察一下各省份的录取名额-考生总数的比值，会发现竟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在各省招生的专业分配也不甚相同。名校不仅对本地区极为照顾，而且在别的省份招生的比率也相差很大，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差别竟然没有一种合理解释，更不用说什么科学的量化标准了。当整个民族都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性时，我们高等教育第一步：高招，却令人惊讶得还在步履蹒跚的远远滞后。如果地域和户籍对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力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时，还有人说这是国情所致。那么按照这种思维，我们的科研单位和学术机构是不是都要按此来为学者划分等级呢？我们的中科院评选院士，社科院评定学部委员，是不是也要先看一位学者是哪里人呢？事实上，在一个人步入学术领域的第一步就遭受不平等待遇，对科研学术日后的人员构成和机构都会产生长远不利影响。这种按地域给人定型的待遇，在我看来实在是和文革选拔学生首先看家庭出身一样荒谬。我们的一些名校都声称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很难想象校园里遍布当地方言的大学会成为世界名校。有人会说了，985计划之后，重点大学进行省部共建，教育部拨一半款，大学所在省市拨一半款。所以大学理所应当招收一半当地学生。说到这，我想起去年日本叫嚣着入常的理由：“我们承担了第二多的联合国会费，所以理所应当成为常任理事国。”我国的外交辞令是：“联合国不是董事会，不是谁出钱多谁就能进的。”可是在我们大力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国内，怎么就有人忘记了这句义正辞严的解释呢。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当前的形势下是绝对不能产业化的。完全产业化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呢？我家门口的XX技校的广告都说了，“摩托车修理、机械制冷、家电维修、美容美发、烹饪…每月逢五逢十开学，全国各地学员均可报名”。这就是彻底的产业化，况且还是交了钱就能上学，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却还要首先看看户口呢？况且人家技校还“包分配工作”呢。高考在中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生发展的门槛。尤其在农村地区，高考被视为跳出农门的不二选择。实现招生名额在地域上的平均，可是说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期望。但现实是，既得利益群体却把持着教育的话语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考生的声音却被淹没了。一方面，发达地区利用既有有优势，通过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强化。另一方面，高考大省的少量有幸挤过独木桥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的就业机会等因素则留在了发达地区，融入了强势地区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也无法代表当地的声音。受教育问题从根本上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而这样的马太效应，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小。长此以往，必将使得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使得社会阶层出现分化，与我们的和谐社会构建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违反《正义论》作者罗尔斯的“最小最大化原则”的状况，只能带来人们间的不信任与紧张的社会氛围。一百多年前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制度依然不能完全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当初风雨如晦的清末，传统知识分子的呐喊警示着中国的命运，而如今阳光灿烂的时节我们依然听到与时代主旋律不和谐的音调。士大夫的震人发聩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今人不能忘怀。不可否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所致。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方方面面也正在不断完善。我们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教育制度也在逐渐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多得到完善。但是在科教兴国的口号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从一个教育大国转型为一个教育强国的路途还很遥远。我们也同样期待着每个学生都能平等地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那一天。我想，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留有这样一个形象：希望工程宣传广告中那个有着一双大眼睛，渴望读书的小姑娘。在基础教育得到普及的今天，孩子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加期盼，而在农村、在山区、在考生大省，到处都有这样殷切的目光。我们衷心希望高等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能够平等的惠及全国各地热爱学习、渴望受教育的孩子，毕竟他们的今天的希冀，代表着国家未来的崛起。ps:本文不针对任何特定地区、学校。虽然是杂感，但力求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分析当前我国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姑妄言之，姑妄听之。